农业新革命从“土”开始
-----农资导报记者 吴俊生
核心提示
发轫于上世纪中叶、以化学农业为特征的“绿色革命”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化肥农药滥用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土壤大面积退化、农产品品质下降、食品安全风险剧增。是继续维持以产量增长为导向的化学农业？还是昄依注重品质和生态的有机农业？有没有数量、质量兼得的第三条道路？
在吕周峰眼里，中国农学界已然分化成了两派，一派继续力捧化学农业，一派试图推进生态农业，但与后者相比，前者显然仍旧牢牢地把握住了话语权。
吕周峰，赛众中国土壤保健促进会会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赛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他眼里，这个促进会和公司的使命只有一个：探索土壤改良和中国式有机农业的新道路。尽管自嘲是中国农业的“少数派”，但令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农业专家和企业家开始将目光转向这个新的领域。
其实，两派间话语权的博弈，折射出的是中国农业日益凸显的两难困境：既要维持产量以保障粮食安全，又要改善品质以保证人体健康，而现行农业生产模式已无力应对来自这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化学农业的危机
在逾半个世纪的高强度发展之后，绿色革命引领下的化学农业已弊端渐显，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壤的大面积酸化和污染。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下，一场以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激素为标志的绿色革命在全球农业领域掀起。它的目标是要实现粮食增产、消除饥饿。这场革命中涌现出的两个突出样板均在亚洲——印度和中国。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后，化肥、农药成为提高粮食产量的首要功臣。
但在逾半个世纪的高强度发展之后，绿色革命引领下的化学农业正弊端丛生，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壤的大面积酸化和污染。
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至今，几乎在中国发现的所有土壤类型的pH值都下降了0.13到0.80个单位。张福锁确认，这种大面积的土壤酸化与氮肥的大量使用直接相关。
此外，农药的过量使用引发的土壤污染更是触目惊心。据了解，我国农药使用量已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1.36亿亩。
农业部的资料显示，截至目前，我国耕地因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渍化、酸化等原因导致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1000万公顷
土壤污染和退化的后果是严重的。专家认为，土壤污染剥夺了土壤微生物的生存基础和条件，加速导致土壤板结和理化性状恶化，从而既会抑制农作物对有益营养元素的吸收，又会引发病虫害增加，致使农作物抗逆性和农产品质量大幅下降。
在吕周峰看来， “我国农民已经到了没有化肥不会种地、离开农药不敢种地的地步，而这导致了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成了‘次品’、消费者吃的食品成了‘毒品’、留给子孙后代的土地成了‘废品’。”
事实上，以农药化肥为标志的化学农业不仅难以维系食品安全，在保障粮食产量上同样也已变得捉襟见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我们几十年来培育了许多高产品种，却没有一个品种在大面积推广中达到它的预期产量，其原因就是大面积耕地的肥力条件不能满足这些高产品种的生育要求。”
资料显示，1998年以来，尽管我国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质投入量一直在增加，但粮食单产却多年徘徊。目前，按播种面积计算，我国氮肥平均施用量达到法国、德国、美国的151%、159%和329%，而耕地粮食单产水平较这些国家仍然低1～3成。
有专家掷地有声地断言：“单纯依靠增加农用化学品的农业生产模式将是一条死胡同！”
玩不起的有机农业
如果按照欧美方式搞有机农业是要饿死人的，而要按照我们现在的方式搞农业生产是会毒死人的。
现代农业中，过量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土壤微生物和害虫天敌减少、土壤和水的污染以及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等；化肥的大量使用会导致土壤酸性化、盐类积聚、地表水富营养化等，因此人们呼唤安全的农产品生产，有机农业正是基于此而应运而生。
据了解，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在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有机食品份额快速增长，其中德国最高已超过20%，澳洲、美国和西欧很多国家已超过10%，日本、韩国也已近10%，而我国不足0.5%，差距很大。
但有机农业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
在中国，按照食品分类标准，食品分为普通、无公害、绿色、有机4个等级，有机是食品质量认证的最高级别，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人工合成物质，对土壤、空气、水等环境质量都有一定要求。而在欧美，这个标准更加严苛，农产品只有有机和非有机两种类别，有机农业执行严格的种植和生产规范，严禁任何农化产品的使用。
这显然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对中国而言，地少人多是最基本的国情，如何在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占世界22%的人口的需求，这是我们农业面临的最急迫的挑战。按照严格的有机农业标准，禁止化学品的投入，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可以想见，势必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富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感叹说：“在有限的土地上既要产量又要品质，这是一个难题。一些人宣称搞严格的有机农业，不用化肥，但不要忘记，中国人多地少，离开这个基础来谈粮食品质是不现实的。”
吕周峰持有同样的观点：“以牺牲产量为代价的欧美式有机农业，中国人玩不起，因为我们最多的是人，最缺的是土地。按照欧美方式搞有机农业是要饿死人的，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方式搞农业生产是会毒死人的。我们必须走自己的农业发展之路，搞中国式有机农业。”
第三条道路
通过土壤改良，从土壤保健到作物保健，再到人体保健，达到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统一，这或许是中国农业未来可以考虑的发展方向。
分析者认为，粮食数量和质量的矛盾背后，实际上蕴含了中国农业面临五方面利益关系的交错纠结：国家要高产、农民要高效、消费者要健康、社会要持续发展、子孙后代要土地，如何有效地将这五者统一起来，这就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大课题。
出路究竟在哪里？传统的化学农业走到了拐点，欧美式的有机农业又只能是“富人的游戏”，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中国农业选择？
一直以来，吕周峰和他的同道者试图寻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地上问题靠地下解决，从改良土壤入手，通过土壤保健到植物保健，最后到人体保健，循此或可破解数量和质量不可兼得的内在矛盾。“如果说，社会和谐发展要以人为本，农业可持续发展则要以‘土’为本。”他称。
吕周峰和他的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一是通过土壤调理，可以帮助土壤形成团粒结构，改良根际土壤的理化性状，有效消除土壤板结，提高土壤自净化能力；二是补充长久以来由于偏施化肥而导致土壤中日渐短缺的中微量元素，维持养分均衡，既可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化肥用量，保持农产品的风味和营养，由此实现从土壤保健到作物保健再到人体保健的技术路径。
对吕周峰而言，其名下的赛众公司就是这一理念的实验基地。多年来，他们通过调理土壤，不仅对一些作物顽症如根腐病、流胶病、缩果病、再植障碍病实现了彻底根治，而且还达到了化肥减量而不减产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健康营养，契合了‘净土、洁食’的最初理念。”吕周峰说。
事实上，与吕周峰一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土壤改良的重大意义并为之疾呼。
2006年湖南省138名省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制订湖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建立耕地质量保护机制》两个议案。据悉，人大代表建议为耕地质量立法，在全国尚属首次。
而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徐景龙、赵林中等62位全国人大代表曾一同提出了2件议案，议案指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已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人民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建议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不仅如此，政策层也开始释放明显的信号。此前，农业部发出了《关于深入推进科学施肥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土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的示范推广力度，提高肥料利用率。
“中国有几千年农耕文化传承，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全新的中国式有机农业之路，而土壤保健将是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必须迈出的第一步。”面对中国农业的这个重大课题，自嘲为中国农业“少数派”的吕周峰信心满满。 |
